400年来，由于澳门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外文化接触的一个重要窗口。明清两代实行闭关政策，一切从海上而来的西洋人要想进入中国，几乎都要先在澳门停留，以等待时机。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中外交流史上的第一，都出现在澳门。这篇小文要介绍的就是在澳门出版（名义上用“印刷”，而将“出版”的名义挂在伦敦）的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大词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中文，学不好中文就传不了教。因此许多人都学会了讲一口流利的官话，甚至熟谙中国复杂的方言。先行者为了使后来者易于学会这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就致力于编纂中外对照辞典或中文学习手册。而澳门在19世纪时，正是出版印刷这些词书的重要地点之一，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从1815年到1823年才出齐的一部英汉大词典，尤其是澳门文化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因为这不但是世界上出版最早的英汉对照词典，而且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马礼逊（R．Morrison）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先前在伦敦时，已经学了一些中文，到中国以后继续刻苦学习。他是1807年到中国的，五年以后，中文已经相当精通，就着手编辑出版英汉词典了。当时出版这种词典是一件大事，因为光中文字模的铸造就要花很多钱。该词典为10开本，六大卷，总页数将近5000页，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一部煌煌巨著。为了出版这部书，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资助了12000英镑之钜，总共才印了600部。
将近200年过去，这部书存世已经很少。据我所知，在上海，只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附属图书馆有一部（该图书馆还有许多好书，可惜即将闭馆）。由于原书难得，许多人并未亲眼看过，不知详情。这部词典的英文名字是“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可译为汉语词典或中文词典）。全书分成三部（Part），第一部的中文名称是《字典》，分三卷（Volume）；第二部的中文名称是《五车韵府》，分两卷。第一二两部都是汉英词典，第一部按部首排列，第二部分以声韵为序。第三部无中文名，是英汉词典，一卷。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的词典，内容又超出一般字典只释词义的范围，带有百科全书的味道，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重视。其中第二部分的第一卷（第二卷是附录性质）在伦敦与上海被单独重版多次，版式也多种多样。到清末，上海点石斋也影印出版几次。直到民国年间，因为国人与洋人编纂的英汉－汉英词典种类已经很多，该词典释义日显陈旧，才不再重印。
对一般人而言，词典是一种工具书，按照“器惟求新”的原则，应该是越新越好，因为老词典的释义已经与现实不副，自然失去使用价值。但对研究者来说，老词典却是一种重要的史料和语料。晚清以来西方的事物与概念大量涌入，这些事物与概念原来都是中土所无，用中文如何表现？相反，西洋人来到中国，也看到许多西方所没有的风俗习惯，听到许多他们不懂的经典故事，他们又如何将其反映在自己的语言上？对这样的疑问进行探讨不但是饶有兴味的事，而且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必须弄明白的课题。
举一个小例子说，“面包”是西洋引进的新食品。原来没有这个词，最早是谁将bread译为面包的？许多人从历史文献找材料，发现在1846年梁廷?所写的《海国四说》中就有了这个词。但如果查马礼逊词典的第三部分，就知道这个词至迟在1822年就已经出现了。如果面包一词是马礼逊发明，证明他有见识，一锤定音；如果不是他发明，而是他最先记录下来，也有“首发”的功劳。当然也有译不出来的情况，如ethics（今译伦理）一词，在中国没有相应的概念，如何译？于是只好换一个方式，先译ethical writing为劝善之书，再用英语解释与ethics相近的中国人的观念。无论可译不可译，都反映了汉英两种语言初期接触的实况，所以对今天的研究极其有用。
至于从汉语词译成英语词，情况则不同。马礼逊尽可用其对中文的理解来译成相应的英语词，虽然其间因两种文化的差异较大而困难重重，但到底只要能够理解，就大致可译。即使不能将汉语词对译成英语的一个单词，也可以用一大堆话来将该汉语词翻译解释出来。马礼逊起初野心颇大，《字典》部分的第一卷，完全是照百科全书来做的，一个“学”字的释文与英译竟达30来页之多，其中不但有子曰诗云中与“学”字相关连的词组与句子，甚至连“学生多者，各自回家，不许在路聚顽”这样的话也译了出来。因此光这第一卷就差不多编了四年，若照此速度下去，光《字典》部分就得花上20来年，因为它收字达4万余。因此计划不得不大作修改，在出完《字典》第一卷后，改出《五车韵府》，以应急需。后来《字典》的第二三两卷，就大多只简单地解释汉字字义而已，而把词义的翻译放在《五车韵府》里，这一部分收字万余（异体字不计），词组也有所削减，百科内容也少了，但即使如此，篇幅仍有1000多页之钜。
在古代中国，识字是少数人的事，因此所有字书中的例句都从经史文献而来，间或采用子集二部，但绝不会有村语俗言，不会有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而马礼逊词典除了可以作为研究中英语言接触史的上佳资料外，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收录了大量的日常用语与普通事物与一般人的观念。在马礼逊当时有其实用的目的，即不但要西洋人理解中国的大文化，还要能够应付日常需要。设想一个传教士如果在布道时，能够自如地使用中国的谚语俗话，其效果岂不更佳。所以在词里不惮其烦，登载了许多平常的东西，如将中国常见的花卉近两百种，并按其开放的月份排列，置于flower条下；如在解释“劝善之书”时，抄录了《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全文；如在上引“学”字的条目下，把八股文如何做法也放了进去，还记录了当时流行的“读书十诫”，即“莫分志、莫牵事、莫懈惰、莫间断、莫妄想、莫枯守、莫多言、莫间出、莫高诵、莫呆坐。”如在“子”字的条目下，则有“逆子还生忤逆儿”与“檐前雨滴水，滴滴翻来照旧痕”这样的俗话。
这样一些当时人司空见惯的事物与陈词滥调，是不大会有人将其记载下来的。一两百年以后，社会的变迁已经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涤荡无遗，遂使后世人对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情景茫然无知。而对于当时的外国人来说，那些事物和语言都很新鲜，就将其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就成了有用的史料了。因此夸大一点说，马礼逊的这部词典使得两百年前的中国社会面貌的某些侧面如在眼前。马氏自己对此也颇自负，在《字典》的扉页上还引了一句中国人的对该书的赞语：“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当然马礼逊能使自己的词典做到这样的水平，除了自己倾注大量心血以外，还有中国已有的字书做蓝本，还有中国的学者的襄助，这都是不该忽视的。
可惜这样一部大书由于太稀罕，遂使许多人不能加以利用，尤其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与语言学的学者还有不少人从未与闻，即使有些知道此书的，也因未见原本而以讹传讹。因此我建议，如果有出版社能从学术研究出发，牺牲一点商业利益，将其影印出来，套用一句老话来说，真是嘉惠士林（其实许多旧中外词典都值得影印，日本出版界早已做到这点）。何况这也是对澳门回归的一种极有意义的纪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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